大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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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的第一天怎么与交通堵塞有关系呢?一是家长开车或骑车送孩子上学,增加了车流量,也提前了交通堵塞的时间。二是新生入学尤其是低年级学生如小学一年级,浪漫的家长要给孩子入学时留下美好的记忆,天真活泼的孩子再校门口摆姿势拍照,这样占用了校门口的道路空间,引起校门口道路车流人流速度的下降。三是小学初中择校风气甚浓,孩子会读书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是优秀一流的,必须到一流的学校的学习,接受一流的老师教育,孩子不会读书的家长则为把孩子送到一流的学校去读书,让一流的老师教将来成为一流的人才。另外,有权有钱的家长管他孩子会还是不会读书,都认为应该到一流的学校读书,这才与自己的身份身价相符。
改革开放30年,滞后陈腐的教育观念依然盛行,人的思想观念不是脑子里自生出来的,是现实的反映。教育观念的落后根子在教育改革的落后!
有点眼力的人,有点实事求是精神的人,就不难发现今日之上海面临着许多发展的瓶颈,有的困难在短期可能还难以克服,如果不下狠劲着手解决,不花大力气做益当前、管长远的事情,上海就难以承担自身崛起和向外带动的双重使命,就难以完成中央要求的“四个中心”和“四个率先”的光荣任务,就难以攀登世界一流城市的发展目标。
人口严重老龄化问题。上海实际上是个“老年城市”,人口老龄化极为严重。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到老式社区转一转,你会看到大量的老人,好像进入养老院“银发世界”一样,个别里弄老年人高达30-40%,有的家庭是纯老户,没有一个年轻人;二是从数据上看,2006年上海60岁以上的户籍老人275.6万,占户籍总人口20.1%。按照国际通行看法,60岁以上老人占10%就进入老年社会。上海从1993年起户籍人口一直负增长,人口生育率一直在0.6-0.8左右,而高龄老人增长速度极快。三是养老金短缺和养老负担沉重,上海82%的老年人靠养老金生活,过去他们在工作时期缴纳的养老金不足于现在物价上涨条件下的养老保障;由于家庭越来越小,工作竞争压力巨大,家庭养老的比例越来越小,大量独居老人、高龄老人需要社会承担,需要巨额的资金和大量的人力、机构进行养老工作。老龄化社会不仅造成劳动力不足,而且严重影响城市发展的后劲。上海这些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重要的是依靠外来劳动力的支撑,如果只是上海人建设上海,那上海这颗明星早已陨落。
创新创业氛围不足问题。上海文化是以怀旧文化、品味文化为主流。这种文化氛围是没落的贵族和新兴的显贵需要的文化,不适应创新创业的需要。来自四面八方的有钱人在上海享受,他们不需要创新创业文化;上海的文化名流津津乐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租界里的风流倜傥,怀念那种所谓的雅致和西式文明,他们常常以此标示自己的高贵和与众不同,他们也不需要创新创业文化;上海一般的市民日常收入并不高,由于前几年福利分房或动迁分房,许多人拥有几套产权住房,每月获得可观的房租收入,他们追求稳定、平静、舒适的生活,他们也不需要创新创业文化;上海户籍人口的经济参与率只有61%,大批无业的户籍上海人享受者各种社会保障,在工作日热衷于麻将和跳舞,他们也不需要创新创业文化。谁需要创新创业文化呢?只有那些来上海创业的人,只有那些带着梦想来上海求发展的人,他们需要创新创业精神,他们像鼓满风的航船追逐着海浪,他们是上海活力的源泉,是上海发展的动力,可惜上海社会的主流不轻易接纳他们。
资源紧缺问题。上海是个缺乏资源的城市,土地面积小,能源几乎依靠输入,但第二产业比重仍然很高,而发展第二产业必然受制于上海土地、能源、环境的约束,发展的空间很小。第三产业的比重2007年才是52%,这与发达城市极不相称。发展第三产业的障碍在哪里?一是商务成本高,上海“寸土寸金”,商务成本不仅高于周边城市,有的甚至高于香港、新加波。比如,开个小饭店解决员工住宿就非常难,不仅租金贵而且多几个人住就被认定为“群租”,遭到查处,有的小老板情急之下不得不让员工住宾馆。二是发展高端现代服务业人才资源缺乏。由于户籍壁垒、生活成本高、子女读书升学难、市民文化宽容性差等原因,人才在上海越来越难以落定。我的一个同事,夫妻俩都是博士,但生活艰难,因为刚参加工作,收入不高,租一间60多平米的房子一个月要2000-3000元,孩子要请保姆,想在市中心买房子像天方夜谭。
兴奋数日之后,就不想再看比赛了,觉得意思不大。
为了平安奥运把许多事情耽搁下来了,奥运只是个体育的事情,国家内部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当前国家经济问题十分严重,处理不好将重蹈日本近二十年缓慢发展的覆辙,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真是太多太多,有些方面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万马齐喑,太不正常。
最近我和一家装潢公司谈装修房子,其中说到自己在政府工作,公司的一位30多岁的女同志就迫不及待地谈起她家里的事情,并把有关证件拿出来给我看,央求我帮助她。
她家原有一套占地150平方米的农家二层楼小楼,最近被拆除了,却没有得到补偿,一家人在外租房子住。听罢十分吃惊,问其原委,她和她丈夫户籍属江苏农村,二十年多前,他丈夫就随家来上海了。1996年在浦东某镇与当时的生产队签订租用土地契约,每年交1000元的地租,花9万元建成二层小楼,房子没有产权,契约上写明一条“如房子将来被动拆迁,可分50%的补偿费”。但是,现在她分文未得,因为原生产队告诉她们,房子属违章建筑,没有补偿费。她们家人都不信找镇政府,镇政府要求她们去找动迁公司,动迁公司不予理睬。她还告诉我,她花钱托人找动迁公司,希望得到一套一室一厅,还没有结果,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我告诉她,我不是浦东新区政府的,我不认识镇里的人。她天真地认为,政府里的人都是认识的,坚持要我帮助她家。
装潢公司留有我的手机号码,这位女同志就给我打电话,有一次我都听烦了,就不与这家公司装修签约。但是她仍然给打我电话,甚至说免费为我装修房子,请我帮助她们。我也是从外地来上海混的,“外地人”的酸甜苦辣我都尝过,我体谅她的心情。我就与浦东新区区政府的一个朋友联系了,叫他关心一下,他也爽快地答应与镇政府领导联系。
她隔一两天就要打我电话诉说情况,先是说托的人没有办成,她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去找镇政府,把孩子丢给政府管,镇里就把孩子关在拘留所封闭小间留宿。他丈夫去找镇里,镇政府进不去,门口许多人,他丈夫吵闹时就有许多围上来要打他,她死命拖住丈夫,她知道有人故意要挑起打架,然后把他们俩抓起来。我听了后不知道怎么对她说,也不知道这个与我素未平生的农村女人怎么就这么相信我。我已托人去说情,但没有回话,我要她不要做过激的事情,也不要把自己孩子放在这样的境地。后来我主动打电话与浦东的朋友联系两次,都说镇领导出差了,联系不上,我就不便再提了。
昨晚我在家休息,她又来电话,我爱人听了莫名其妙,要我不理会一个毫无关系的人。但是,电话的那头女人哭啼不止,我又不忍伤害她,走到旁边耐心地听着她的哭诉。原来她去市里信访,市里要她去法院上诉,她觉得法院不会维护她的利益;她去区信访局,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见到她就说“你怎么没有去跳河呢”,她又带着孩子去镇里,镇派出所把她丢下的孩子留宿在拘留所。女人说说哭哭,求我帮忙。我说我与朋友联系过,他说找不到领导,我本人不认识他们,我也没有办法啊。女人反复哭诉:我怎么办啊,我们怎么活下去啊。在她哭泣无言时,我挂了电话。
我不是直接做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不接触那种冲击政府、闹访事件和人员,对他们缺乏直接的感受。尽管这个女人对我诉说的只是她的一面之词,但她的啼哭声使我内心很不平静。我自己是草根出身,老百姓都希望当官的关心人民的疾苦,可是我又能为老百姓做什么呢,我什么也做不了。
家宝总理常念的一句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最近袭警和冲击政府的恶性事件频繁发生,严重袭警或冲击政府肯定要判刑或枪毙的,为何他们要这样以死相搏?难道他们都是亡命徒?
我想起当年我刚到上海時的一件“愤怒”事情。那时每天乘公交上下班,售票员是个中年女的,由于我还听不太懂上海话,但能明显感觉到她的态度一直不够好。那时的我还是个情绪十分激烈的青年人,尽管为人师表多年,但对那种带着轻蔑眼神和口吻的人,我立即冲动得要挥出老拳,可我还是克制着,毕竟初来咋到。为此,我一直很郁闷。一天我做了一个很牛的“小动作”,我从超市买了把菜刀,让儿子拿在手里上车。哎,这天售票员对我们态度很好,我也就心情平和地回家了,否则会怎样,我自己也不知道。
每个人无论身份、财富、知识,都有做人的尊严和权利,有的人把它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善待人,本质是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否则,就会发生许多难以置信的事件。
从做人处世角度看,为人一定要温文尔雅,善待所有的人,包括叫化子、自己的对手甚至敌人。从社会管理角度看,对于个人,政府机关、警察、公司等永远都是强势地位,政府、警察的行为一定要以人为本。作为公务员、警察本人也是温热的血肉之躯,平常的谋职谋生之人,但当事者就把他们当着组织的本身,触犯了人的尊严,他们不仅对你个人怀恨在心,还会迁怒于整个组织。公务员、警察的工作态度不好,侵害了公民合法权利,伤害的是政府、警察的信誉和管理的合法性。贵州恶性事件的参与人中许多人与案件毫无关系,我们要深刻思考的是政府自身啊。
一天最有价值的15分钟
每天早上8点钟我到达办公室,然后到健身房跑步机上跑15分钟,2000米,我总觉得这是我一天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时间。因为,这是为我自己,是真实的自我,是强健和延伸自己的生命;另外,作为男的永远要保持一份力量和强壮,这是信心最原始的基础,信心有时并不需要智慧和金钱,只要有一份力量和强壮就足矣。
文山会海常常搅得我面容憔悴。会议开长了也是很累的,满屋子的烟,不断地喝茶,不抽烟的人也只能忍受,发言的人多了,大家都得耐心地等他讲完,特别是遇到那些思路混乱,大话连篇的人也只能礼貌地听着。开会之后如果有任务的,不但要带着耳朵而且要带着心思,之后往往还有许多事等待去解决。
最累的是写材料,常常没有做什么事还要总结出几条经验,那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我曾经当过几年的“笔杆子”,这份工作看上去挺有脸面的,和大领导在一起,出入在高层人物之间,甚至常出现在镜头里,只不过是在画面的边上。没有写过机关文稿的人不知道其中的滋味,因为你毕竟并不是领导,甚至职级很低,只是个小科员,但要替领导思考,替领导研究,更要符合领导意图,符合领导胃口,符合领导身份,并且要充分展示领导的才华、魅力和权威,因此,完成每一次的讲话稿,都必须一丝不苟,殚精竭力、苦思冥想、搜肠刮肚,一些刚毕业的硕士、博士工作不久就累得长出白发。
除了杰出的政治家,一般的政治过客的讲话,会比他的名字消失得更早。但是,每一个当事人即领导者在台上时,都是十分重视自己的每一次讲话的,那就是他们的工作,那就是他们政治生活的佳肴,那就是他们展示政治权威的仪式。“笔杆子”要么因为“学而优则仕”,混个一官半职,但真正有作为的不多,历史上的如陈布雷、陈伯达、田家英、张春桥、姚文元等等都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辛弃疾曾感叹:“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种结局并不是最坏的,今天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