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一家装潢公司谈装修房子，其中说到自己在政府工作，公司的一位30多岁的女同志就迫不及待地谈起她家里的事情，并把有关证件拿出来给我看，央求我帮助她。

她家原有一套占地150平方米的农家二层楼小楼，最近被拆除了，却没有得到补偿，一家人在外租房子住。听罢十分吃惊，问其原委，她和她丈夫户籍属江苏农村，二十年多前，他丈夫就随家来上海了。1996年在浦东某镇与当时的生产队签订租用土地契约，每年交1000元的地租，花9万元建成二层小楼，房子没有产权，契约上写明一条“如房子将来被动拆迁，可分50%的补偿费”。但是，现在她分文未得，因为原生产队告诉她们，房子属违章建筑，没有补偿费。她们家人都不信找镇政府，镇政府要求她们去找动迁公司，动迁公司不予理睬。她还告诉我，她花钱托人找动迁公司，希望得到一套一室一厅，还没有结果，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我告诉她，我不是浦东新区政府的，我不认识镇里的人。她天真地认为，政府里的人都是认识的，坚持要我帮助她家。

装潢公司留有我的手机号码，这位女同志就给我打电话，有一次我都听烦了，就不与这家公司装修签约。但是她仍然给打我电话，甚至说免费为我装修房子，请我帮助她们。我也是从外地来上海混的，“外地人”的酸甜苦辣我都尝过，我体谅她的心情。我就与浦东新区区政府的一个朋友联系了，叫他关心一下，他也爽快地答应与镇政府领导联系。

她隔一两天就要打我电话诉说情况，先是说托的人没有办成，她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去找镇政府，把孩子丢给政府管，镇里就把孩子关在拘留所封闭小间留宿。他丈夫去找镇里，镇政府进不去，门口许多人，他丈夫吵闹时就有许多围上来要打他，她死命拖住丈夫，她知道有人故意要挑起打架，然后把他们俩抓起来。我听了后不知道怎么对她说，也不知道这个与我素未平生的农村女人怎么就这么相信我。我已托人去说情，但没有回话，我要她不要做过激的事情，也不要把自己孩子放在这样的境地。后来我主动打电话与浦东的朋友联系两次，都说镇领导出差了，联系不上，我就不便再提了。

昨晚我在家休息，她又来电话，我爱人听了莫名其妙，要我不理会一个毫无关系的人。但是，电话的那头女人哭啼不止，我又不忍伤害她，走到旁边耐心地听着她的哭诉。原来她去市里信访，市里要她去法院上诉，她觉得法院不会维护她的利益；她去区信访局，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见到她就说“你怎么没有去跳河呢”，她又带着孩子去镇里，镇派出所把她丢下的孩子留宿在拘留所。女人说说哭哭，求我帮忙。我说我与朋友联系过，他说找不到领导，我本人不认识他们，我也没有办法啊。女人反复哭诉：我怎么办啊，我们怎么活下去啊。在她哭泣无言时，我挂了电话。

我不是直接做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不接触那种冲击政府、闹访事件和人员，对他们缺乏直接的感受。尽管这个女人对我诉说的只是她的一面之词，但她的啼哭声使我内心很不平静。我自己是草根出身，老百姓都希望当官的关心人民的疾苦，可是我又能为老百姓做什么呢，我什么也做不了。

家宝总理常念的一句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最近袭警和冲击政府的恶性事件频繁发生，严重袭警或冲击政府肯定要判刑或枪毙的，为何他们要这样以死相搏？难道他们都是亡命徒？

     我想起当年我刚到上海時的一件“愤怒”事情。那时每天乘公交上下班，售票员是个中年女的，由于我还听不太懂上海话，但能明显感觉到她的态度一直不够好。那时的我还是个情绪十分激烈的青年人，尽管为人师表多年，但对那种带着轻蔑眼神和口吻的人，我立即冲动得要挥出老拳，可我还是克制着，毕竟初来咋到。为此，我一直很郁闷。一天我做了一个很牛的“小动作”，我从超市买了把菜刀，让儿子拿在手里上车。哎，这天售票员对我们态度很好，我也就心情平和地回家了，否则会怎样，我自己也不知道。

    每个人无论身份、财富、知识，都有做人的尊严和权利，有的人把它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善待人，本质是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否则，就会发生许多难以置信的事件。

    从做人处世角度看，为人一定要温文尔雅，善待所有的人，包括叫化子、自己的对手甚至敌人。从社会管理角度看，对于个人，政府机关、警察、公司等永远都是强势地位，政府、警察的行为一定要以人为本。作为公务员、警察本人也是温热的血肉之躯，平常的谋职谋生之人，但当事者就把他们当着组织的本身，触犯了人的尊严，他们不仅对你个人怀恨在心，还会迁怒于整个组织。公务员、警察的工作态度不好，侵害了公民合法权利，伤害的是政府、警察的信誉和管理的合法性。贵州恶性事件的参与人中许多人与案件毫无关系，我们要深刻思考的是政府自身啊。

一天最有价值的15分钟

每天早上8点钟我到达办公室，然后到健身房跑步机上跑15分钟，2000米，我总觉得这是我一天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时间。因为，这是为我自己，是真实的自我，是强健和延伸自己的生命；另外，作为男的永远要保持一份力量和强壮，这是信心最原始的基础，信心有时并不需要智慧和金钱，只要有一份力量和强壮就足矣。

文山会海常常搅得我面容憔悴。会议开长了也是很累的，满屋子的烟，不断地喝茶，不抽烟的人也只能忍受，发言的人多了，大家都得耐心地等他讲完，特别是遇到那些思路混乱，大话连篇的人也只能礼貌地听着。开会之后如果有任务的，不但要带着耳朵而且要带着心思，之后往往还有许多事等待去解决。

最累的是写材料，常常没有做什么事还要总结出几条经验，那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我曾经当过几年的“笔杆子”，这份工作看上去挺有脸面的，和大领导在一起，出入在高层人物之间，甚至常出现在镜头里，只不过是在画面的边上。没有写过机关文稿的人不知道其中的滋味，因为你毕竟并不是领导，甚至职级很低，只是个小科员，但要替领导思考，替领导研究，更要符合领导意图，符合领导胃口，符合领导身份，并且要充分展示领导的才华、魅力和权威，因此，完成每一次的讲话稿，都必须一丝不苟，殚精竭力、苦思冥想、搜肠刮肚，一些刚毕业的硕士、博士工作不久就累得长出白发。

除了杰出的政治家，一般的政治过客的讲话，会比他的名字消失得更早。但是，每一个当事人即领导者在台上时，都是十分重视自己的每一次讲话的，那就是他们的工作，那就是他们政治生活的佳肴，那就是他们展示政治权威的仪式。“笔杆子”要么因为“学而优则仕”，混个一官半职，但真正有作为的不多，历史上的如陈布雷、陈伯达、田家英、张春桥、姚文元等等都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辛弃疾曾感叹：“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种结局并不是最坏的，今天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