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

一天最有价值的15分钟

一天最有价值的15分钟

每天早上8点钟我到达办公室，然后到健身房跑步机上跑15分钟，2000米，我总觉得这是我一天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时间。因为，这是为我自己，是真实的自我，是强健和延伸自己的生命；另外，作为男的永远要保持一份力量和强壮，这是信心最原始的基础，信心有时并不需要智慧和金钱，只要有一份力量和强壮就足矣。

文山会海常常搅得我面容憔悴。会议开长了也是很累的，满屋子的烟，不断地喝茶，不抽烟的人也只能忍受，发言的人多了，大家都得耐心地等他讲完，特别是遇到那些思路混乱，大话连篇的人也只能礼貌地听着。开会之后如果有任务的，不但要带着耳朵而且要带着心思，之后往往还有许多事等待去解决。

最累的是写材料，常常没有做什么事还要总结出几条经验，那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我曾经当过几年的“笔杆子”，这份工作看上去挺有脸面的，和大领导在一起，出入在高层人物之间，甚至常出现在镜头里，只不过是在画面的边上。没有写过机关文稿的人不知道其中的滋味，因为你毕竟并不是领导，甚至职级很低，只是个小科员，但要替领导思考，替领导研究，更要符合领导意图，符合领导胃口，符合领导身份，并且要充分展示领导的才华、魅力和权威，因此，完成每一次的讲话稿，都必须一丝不苟，殚精竭力、苦思冥想、搜肠刮肚，一些刚毕业的硕士、博士工作不久就累得长出白发。

除了杰出的政治家，一般的政治过客的讲话，会比他的名字消失得更早。但是，每一个当事人即领导者在台上时，都是十分重视自己的每一次讲话的，那就是他们的工作，那就是他们政治生活的佳肴，那就是他们展示政治权威的仪式。“笔杆子”要么因为“学而优则仕”，混个一官半职，但真正有作为的不多，历史上的如陈布雷、陈伯达、田家英、张春桥、姚文元等等都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辛弃疾曾感叹：“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种结局并不是最坏的，今天还是这样。

儿子评上“三好学生”

儿子在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一，上学期被评为校“优秀团员”，这次又被评为校“三好学生”，这是让他自己和我们父母高兴的事。

儿子小学5年曾经读过4所学校，初中4年读过了2个学校，这个经历对于一个懵懂的孩子是少有的。那主要因为我当年从内地到上海，在上海又不断换工作、换地方造成的，好在他还能适应，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可就是没有评上过这种荣誉。

对儿子能连续两次获得荣誉，是男孩子大了懂事了比原先更勤奋学习了？我看不是。但为什么上了高中后似乎更突出了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爱看书的效应。儿子爱看书，小学以科普类为主，初中文史、诗词类更明显，现在常看我的书，如《货币战争》我买回家，他先看完的，家里订的《南风窗》每次他比我看得更快。和我讲话一开口就是“美国次贷危机会继续恶化下去吗？”、“印度为什么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发展更快？”之类的话题。他自己常去买书，我是放任自由由的。我曾经做过高三教师，教过几届毕业生，我深感到了高中尤其是高考，许多东西老师是无法教会的，他需要的是学生的灵气和智慧，需要孩子长期有一些知识的积累，才能实现质变的飞跃。我一直引导他看书，小学至初二年级阶段，不太重视他的考试分数，只要过得去就行，音乐考级也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到了初三年级才开始重视分数，我深知考考考，分数就是个宝的道理。我相信：读书要厚积薄发。孩子尤其是学龄前和小学阶段培养阅读文字的兴趣，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抽象思维的能力和一种定力。现在高一和即将读高二，我觉得还可以看点书，到高三就集中力量准备高考。

二是教师评判的标准变化。小学、初中对学生的评判相对死板些，一是重视行为规范教育，二是开放性的题目较少，教师对学生的理解和宽容度比高中小。记得儿子在小学时写作文《记到山上钓鱼》，写的是在老家时小朋友到家后面的山上水坑里钓鱼，可上海的老师不理解“山上哪来的鱼的呢？”；学校组织春游，儿子下车时从车门口蹦下来，老师说他犯错误要写检讨，他写了半个晚上也不出一句话，因为他不明白蹦下来怎么是错误。从他小学、初中的经历看，凡是遇到宽容、鼓励的老师，儿子就学得轻松而且成绩好，反之，则常常痛苦得要妈妈帮助学习。对于严厉的教师我非常理解，但我最不能谅解那些尖刻、教书素养差的老师。不可否认，高中的教师整体水平高些，对知识的讲解，对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对人生的觉悟和宏论，能从智慧和心灵的碰撞中激发孩子的潜能，促进正在成长发育中的孩子产生追求的冲动。

人生的“死穴”是什么

人生的“死穴”是什么

一位至亲在上海生活不尽如意，我常暗自为他发愁。之所以会走到今天，我认为他中了人生的死穴。

他原先在老家做点生意，小日子一直过得殷实。由于老婆是上海知青，女儿初中毕业就到上海来工作了，顶不住老婆的压力，放弃生意，举家东迁，苟且居住在上辈留下的几个平方米的老公房里，等待动迁改变居住条件。这一切在上海人看来都很平常，但在我看来，很不正常，简直废了后半生。

我曾劝他做了两件事，或其中一件，如果他做了，他的人生境遇就会改写。一是买房子。当时来上海时他有点钱，那时这个地段的房子大概每平方米2000--3000元，即使买一间50平方米的小房子10多万元，7年后的现在这里的价格2万元，50平方米的房子要100万元。当时我劝他他不买，等政府动迁，可现在还没有动。放在银行的钱每年以4-5%的速度缩水，而房子却以100%的速度涨价，原本还算有点钱的人一下子就翻到在人生的阴沟里去了，变成了一个穷人。二是到近郊做生意。郊区生活成本低些，做小生意本钱也低些，利润不一定薄，他也有生意经验。我劝他他不去，因为女儿、老婆都认为那是乡下，在乡下过了几十年还不嫌够啊。我说，我们都从小地方来的，又何必在乎郊区呢，何况上海的郊区有大量的生活小区，小生意做起来不太难。但他们听不进去，相反去打工，每月拿上海市最低工资。

人生死穴是什么？

第一，死要面子。要面子是正常的，死要面子就不正常。上海人看不起乡下人，看不起做小生意的人，顺着这种 “要面子” 市民文化而放弃了到郊区做小生意，因而放弃了自己发展的机会。我一直对他们讲，上海人看不起这看不起那，但没有上海人看不起钱，你有钱了，谁看不起谁。

人有社会层次和身份之别，但没有 “层次”、“身份”的人不要自投罗网，不要真心遵守他们的“规则”。越是有层次和身份的人越虚荣、越脆弱，上海的小市民虚荣心、“要面子”特强，是因为这个城市充满了有钱优势的人，他们在狭缝中生存，为了维护自己尊严，处处表现出自己也不赖。这是弱者的自我保护。从内地到上海的人千万不可走小市民通过“死要面子”来维护自己脆弱的尊严，相反，要横下身子干，图大事图大业，最后有一番成就，让所有对你不恭的人自惭形愧，争回最大的面子。

第二，没有头脑。新来上海的人往往不适应，最容易被繁荣繁华和潜在的严格等级社会所击蒙，枉生唉叹和自卑。牢骚和自卑使人智力下降，能力枯萎，激情丧失。我的至亲原本也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但由于苟同上海小市民的思想，放弃了独立思考，从而丧失了人生精神砥柱。

有头脑不是说智商有多高，而是不发牢骚、不自卑，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想法。有想法是人生高下之分的第一标准。有想法的人脑子就比较容易清醒，能忍、愿干，不畏浮云遮望眼。许多人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没有具体的目标，总是怕这怕那，不敢有非分之想，这是人生处于“下等”的源头。二是有见识。要超越他人，必有见识。人非生而知之，要有开放的心态和各种人各种事打交道，体悟人世百态，感悟人生真假。最重要的是勤奋学习，信息量大。这是做出正确判断和成功行动的基础。三是有思考。要有眼力，见人未见，思人未思。要有自己的判断，不为其他人嘈杂的声音左右，坚定地行动。

人各有优劣长短，但如果死要面子、没有头脑，那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人是废物。

上海的穷人

上海的高楼大厦数以万计，高架上、小区里的车流如织；商场里随便看看几十元一个面包，几千元一件普通的衣服，数万元一桌的酒宴……可是在上海富足、奢华的外表之下还有许多穷困的人群。

昨天，我到一家新结对帮困的家庭，三口之家，女儿读中专，男的50来岁，做保安，女的没有工作在家，女儿讲话腔调好像有点戆。家有一间上辈留下的30-40平方米的老公房。做保安的大概1000多元一个月，女的无业大概政府给予200-300元的救济，就这点钱在上海三个人的日子怎么过，我没有体验过，也想象不出。原先我曾结对过一家更困难的人家，父女俩人，父亲有60多岁，女儿18岁，有点傻，只有一间8平方米位于楼梯下面的房间。老头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收入，全部靠政府救助，老人在弄堂门口摆了个摊买葱蒜，他说一天可以赚到10多元钱。这样的状态在其他地方可能就不算特别突出的困难户，但上海生活成本很高，与光鲜亮丽的人群比较而言的确显得十分贫困。

上海的困难人群得到市政府大力的帮扶，特别是今年全部实行了医保全覆盖，现在又在大力推进廉住房问题的解决。同时，市政府还广泛发动公务员、社会各方面对困难人群实施救助。过去，我对上海的穷人不太认同，总觉得他们不够努力，不能吃大苦耐大劳，缺乏奋斗精神，死要面子，不敢也不会横下身子奋进图强。接触困难人群多了，发现一些实际情况，一是上海城市管理严格，难以“乱来”，如随便摆摊设点做点小生意；二是就业竞争激烈，尽管理论上上海就业机会多，不存在就业难，但因为上海的就业市场是面向全国的，层次高的他们没有可能，层次低的工作又被大量的农民工抢去了；三是城市大，交通成本大，若工作地方远工资低也不合算；四是年龄大学历低技能差，再学也不是每个人都行的。

莎朗•斯通是达赖的朋友

莎朗·斯通说了许多伤害中国人感情的话，她自己还告诉我们她是达赖的好朋友，可为何被2007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捧为“最受欢迎海外女明星奖”、“国际亲善大使”？组委会没有搞清楚还是明知故犯？或者没有政治意识。我认为，2007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有关人员应受到清查，这是严重政治事件。

致西方的诗

最近网上流传一首题为：致西方的诗（A POEM FOR THE WEST）的短诗，这首短诗受到广大网民的关注，我们全文抄录如下，并翻译出来，供广大网民阅读。

网上流传的版本当中，称该短诗的作者是Duo-Liang Lin，出处是《华盛顿邮报》的网站，我们在《华盛顿邮报》上无法找到这首短诗。不过，我们在《华盛顿邮报》与《新闻周刊》合作的博客网页找到一篇题为“Chinese Nationalism Threatens Beijing”的日志，在该日志的留言中发现这首诗歌的英文版本。一位叫丁子江的新浪网友在博客上透露他曾经向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校区（University at Buffalo，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林教授求证这首诗歌是否是他的作品。结果林教授告知原作者并非他本人。这首诗的作者是谁？目前仍是一个谜。

致西方的诗

当我们是“东亚病夫”，我们被称为“**”。
当我们被宣传为下一个“超级强国”，我们被称为“威胁”。
当我们关上门户，你们走私毒品来打开市场。
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你们指责我们夺走你们的工作。
当我们分裂成碎片，你们的军队操进来想分一份。
当我们想把碎片拼回，你们叫嚣“这是入侵，西藏自由”。
当我们试行共产主义，你们恨我们是共产党人。
当我们拥抱资本主义，你们恨我们是资本家。
当我们有十亿人，你们说我们正毁灭地球。
当我们尝试控制人口，你们说我们侵犯人权。
当我们穷，你们认为我们是狗。
当我们借钞票给你们，你们指责我们令你们国家负债。
当我们建立我们的工业，你们称我们为“污染国”。
当我们向你们出售商品，你们指责我们令地球暖化。
当我们购买石油，你们称之为剥削和种族灭绝。
当你们为石油而开战，你们称之解放。
当我们迷失于混乱和狂躁，你们要求法治。
当我们捍卫法治打击暴乱，你们称之违反人权。
当我们沉默，你们说希望我们有言论自由。
当我们不再沉默，你们说我们是被洗脑的仇外者。
为什么你们如此恨我们，我们问。
不，你们回答，我们不恨你们。
我们也不恨你们，但，你们明白我们吗？
我们当然明白，你们说，
我们有法新社、CNN、BBC……
其实你们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
想清楚，再回答……
因为你们只获得这么多的机会。
够了够了，这同一个世界已够虚伪。
我们要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和世界和平。
这个蓝色大地球大得足以容纳我们所有人。

啼笑皆非的三件事

啼笑皆非的三件事

       一、“我收入比你高，一个月两千！” 。 一日，在新华医院处的70路公交车上，看到有一位50岁上下的男人，扶着一位手扎绷带的女人上车，司机对他们说“一人投两块钱的噢！”，这男人十分不屑和气恼地大声说道：“你看错人了！我收入比你高，一个月两千！”。听罢，想笑却没有笑出来。

       二、浅浅地握手。某日，随领导到某校舍新建的双语学校视察开学之前的准备情况。校长是我过去的顶头上司，在我离开学校之前他就调到这里当校长了。因为我对学校工作十分熟悉，我没有紧跟在领导身边，就和采写新闻的记者在一起，校长正紧张地陪同领导察看，我也没有和他打招呼。到最后上车要离开学校时，我和校长礼貌地打个招呼，校长突然面目狰狞地对我说：“你怎么啦？看看我不正忙着嘛，有事以后再说！”我愕然地对他说：“我没有事，我是随领导来的”，校长则一改脸色，笑容可掬地要和我握手拥抱，我浅浅地握了一下他的手就上车了。
       三、“他有知识，我有房子”。那时我刚从内地调到上海工作，单位没有房子，只有自己找，我就到单位门口的房产中介租房。房东和我见面商谈房租，中介好心为我谈价，她说：“他们是这学校的教师，房钱能不能优惠点”。房东不以为然，租不租由你，价钱就这么多，还说一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他有知识，我有房子。”

该为你做点什么

汶川

第一次看到你的模样

只能以泪洗面

千里之外，我们能听到你呼救的呻吟

关山阻隔，阻隔不断四面八方驰援急救的步履

压倒在乱石瓦砾下的孩子

再坚持住，所有的人都在救你

伫立东海之滨

遥望川西高原

我们该为你做点什么

上海这样才有点“腔调”

2008年5月13日

据报载，市委、市政府根据四川地震灾情立即做出支持救灾的反应，捐款1200万元，并运送救灾物质，派出救援队，这个决策我认为非常正确，体现了市委领导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品格，展示了上海的大气和大度，表达了上海人民的情意，这样做事才有点上海应有的“腔调”。

前几年有本《向上海学习》的书，自称上海是“共和国的长子”，“长子”即大哥，这样的说话对不对，姑且不论，就说当“大哥”吧。大哥，在中国文化里有种担当、责任、舍我其谁的情义。现在独生子女没有这种感觉，过去兄弟姐妹多，那家里的大哥就是小弟小妹的主心骨，就是小弟小妹自信和勇气的支撑，小弟小妹遭人欺负，必叫大哥去。大哥，意味着付出、拯救，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当不了大哥，自私、自恋的人当不了大哥。

上海要做“四个”中心，就是要扩展上海的辐射范围、辐射强度，犹如当大哥，能照顾的小兄弟多，影响面才会扩大。做“中心”不能做自己的中心，必须在服务长三角，推动东部经济发展的过程形成上海的“中心”地位，在服务全国的过程中形成大家认可的“中心”。上海这些年发展很快，但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对长三角和全国的辐射作用还很弱，就连上海的郊区发展都比不过浙江、江苏的许多县级市。上海制造业已大幅度落后于周边城市，但第三产业却发展跟不上发展的需要，到2007年才占50%多一点，远远落后于美国纽约、日本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的水平。上海至今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化大都市，因为对世界的辐射作用还没有体现出来。

大发展需要大思路，首先要走出“自我中心”的小天地。

上海842公交火灾事件的感想

所幸2008年的5曰5日我休息没有上班，因为我时常乘坐842。当晚9点接到通知，我赶到长海医院烧伤科，严重烧伤者已经在抢救监护室，轻伤者也在治疗中。政府安排人员24小时在医院陪抚受伤人员家属，并及时了解和报告有关情况。病房里住着烧伤得各式各样的患者，尤其是那些在这里治疗的其他重伤患者，面容十分可怕。在这里值班一天的一名年青女孩子看到各种狰狞的面孔就提出受不了，另外换一名男同志。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此事，我有三点感想：一、防火事大，不可出现“万一”。据受伤人员讲，受伤或死亡就在几秒钟之间，两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一个死亡一个重伤，她们是同学，死者正准备结婚的，重伤者是想延救死者所致。真是眨眼见间，鲜活的、充满期待和梦想的人就离开了人世。我们一生中可能不会遇到一次火灾，但只要一次就足以毁灭我们所奋斗、所积累的所有物质的、精神的一切美好。当有人提醒“要注意防火”，可真的要主动配合，牢记在心。二、城市越大越脆弱，城市人要学会自救。上海是个特大城市，尤其是上海中心城市人口密集，车辆密集，道路不宽，路经弯曲，平时只要某一座桥上或主干道上出一起车祸，拥堵的可能就是一大片地区，许多人上班就迟到。按照城市学原理，人口在100万左右是最经济最有效率的。上海因为人口太多太密集，本身已经患有城市病，犹如一个体重过大的人一样，给生活工作带来许多不便，如出行艰难，只要出一点事情，城市的正常运转就打破，影响就很严重。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上海是个十分脆弱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生活，要十分理性和精明，平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折腾和消耗，遇事尽量学会自助和自救。842火灾中，有一名跳窗的人而出的人就只是受了轻伤。三、政府要有更有效的公共安全防范系统规划和措施。政府对公共安全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公共安全的防范难度却越来越大。第一要严格控制建筑物密度，建设和维护好各种安全通道；第二要降低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关键要取消对郊区各种歧视性的政策，如到郊区的过路过桥费，大力推进郊区产业发展，大力推进郊区公共服务建设，通过发展交通和产业促进人口郊区化；第三要大公共安全教育力度，提高市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上海青年人竞争力偏弱的原因

按理上海青年在学习、就业、创业等方面有许多竞争优势，但事实不是如此，我总觉得奇怪。

上海官员应规避三种形象

上海官员应规避三种形象,一是富人形象，二是学者形象，三是小市民形象

官员不是富人，不是市场上经营钞票的老板，不需要鲜亮光彩，不需要依靠“包装”对客户进行心理公关。光鲜亮丽不是官员的美好形象，犹如衣服不是健美运动员的需要的一样。现在许多领导脚不沾尘，车子光鲜、衣饰光鲜，我竟然亲眼看到一位领导工作时间口叼雪茄，身穿唐装，俨然一副大亨摸样。官员是公职人员，要的是面对社会各层次人员，既要面对精英层，也要面对弱势层，有时需要一些派头，但更多时候是要面对弱势人群的。官员要的是大气谦和，要的真诚解难的见识和能力，要有少者怀之、老者安之的精神支柱的力量。大凡那些十分重视衣装外表的官员大都虚的很，办事能力普遍不高。

官员不是学者，用不着讲晦涩的专业名词，用不着太多的文凭学位装点。学者总在思考“为什么”，官员永远在思考“怎么办”。现在许多官员学历很高，不高的也满口学术性词汇，把自己搞得像个学者，最搞笑的是有的领导说“皮及”某某页，我怎么也听不懂，后来听的次数多了才知道是讲英语“page”。很多领导“讲起来一套一套，做起来不甚了了 ”，原因在想为什么多，想怎么办少。有学问是做好官员的重要素质，但学问代替不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现象：无论什么职称、什么学历、怎么有名气，但一到矛盾的面前，到复杂的社会事物面前，许多人都惊慌失色，表现平平。为什么？关键是当“学者”讲大道理多，“当官”办实事少，真才实学不多。

官员是市民，但不是小市民。有些官员在正式场合也方言土语，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官员不打“官”腔，不讲“官”话，专用沪语，实在是太“土”了。有的官员尖刻刁钻，开会研究问题，常常乡下人长乡下人短，毫无气度，十足的小市民。2003年“非典"期间，对所有外面来的人必须测体温，必须有一位干部陪同医生上门，谁去呢？万一真的有病怎么办，最后派机关里的事业编制的人去。为提高免疫力，发维生素、口罩等用品，但事业编制的人没有。这样做事做人太不地道，纯粹小市民的习性，这样的官员能做成什么像样的事业出来，鬼也不会信。
上海官员总体实干，但素质不高，一是领导岗位上的人年龄普遍偏大，二是他们大都属于文革一代，口头时髦词汇不少，时间一长就会发现他们老观念和套路很多，自我感觉良好，某种意义上看，他们才是上海实现“四个中心”的阻力。

试问市文明办“上海人可爱多少”？

2003年上海市文明办开展了“做可爱的上海人”主题活动，2007年开始至今都不再提这项活动了，是不是上海人已经“可爱”了，不需要再开展群众性活动，还是上海人太难教育，实在可爱不起来，这项活动很失败，因而不了了之？不得而知。

上海人不“可爱”几乎是所有在上海工作的外地人的普遍感受。上海人“小人”品性十分明显，随处可见。我和上海的同事到全国其他地方旅游，吃饭总要吵闹，不是责怪菜不好就是怪服务不好，服务员总是被气得半死。如果是吃公饭，个个菜都不合心意，但最后都全部吃光，如果是吃自己的，样样都觉得“合算”、“老好”的。在工作中，上海人处处想自己少干的，别人尤其“外地人”多干的，处处时时算计着人，只要自己不吃亏，以后有事以后再说；“外地人”傻些，处处都想多干的，给人留下好印象，“外地人”总想出人头地，忍气吞声，欲图大展宏图。如果在公司这种较为平等的市场竞争激烈的地方，“外地人”常常升迁较快，无论是白领还是一般的灰领工人，但在机关就不怎么样，因为大部分的主要领导岗位都还是上海人占据着，“外地人”普遍学历层次较高，肯吃苦，大部分人都干最苦的活——“写材料”。上海人有一大本事，把简单的事复杂化，几句话的事情可以说半天，“外地人”相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处理，把长话短说。这不是智商问题，这是上海人想忽悠别人不担责任的本能，他们本能地试图这样忽悠你。

层次高的上海人，一般还可以的，怕就怕那些层次低的，动不动就看不起讲普通话的人。公交车司售人员、药店人员、买服装的人员等基本上是上海人，这些人大部分收入低下，属于低段人群，但他们自视甚高，属于最不“可爱”的上海人。总体上，上海人越来越“可爱”了，对中国其他地方的人看法略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