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8年

1978年，我先在著名的华东师大附小读初一，暑假参加了中考，考入了一所普通中学。大家一定很奇怪吧，怎么会在小学里读初中，后再考进中学？这是因为当时十年内乱结束了，而且恢复了高考，文革中同样受到荼毒的中小学也恢复了正常，中学由不分初高中的四年一贯制恢复为初中三年、高中部分二年、部分三年（上海到80年代后统一为三年），恢复设立重点中学；小学也恢复设立了重点学校，师大附小就是全市仅有的6所市重点小学之一。文革中一律凭户口就近入学，这时又要考了，考不上你就得到差学校去读书。（至于现在实行的9年制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素质教育等另当别论，不在本文论及的范围内。）由于学制延长，我只能在小学里读初一了。华东师大二附中则成为了全国重点中学，由教育部和上海市共管。

这样的教育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读书积极性，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被一扫而光，大家都拼命地读书，这一年暑假举行了我们的中考，很多人考上了二附中，还有不少人考上了市重点中学曹杨二中、区重点中学曹杨中学。我也发奋努力，从著名的师大附小毕业，考进了一所普通中学。当时感觉苦啊，比上班的大人还苦。他们只要上八小时班，而且当时刚刚开始改革，还未触及城市的企事业单位，上班不一定很累。而我们哪止八小时啊？天天放学后还要做到很晚，而且很累。我们同时代的人中还有不少跳了级，还有些成了少年大学生，如宁铂，著名的中国科大、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等都开设了少年班，父母、老师就拿他们激励我们，促使我们再拼命。

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大诗人郭沫若热情讴歌：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陈景润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楷模，哪怕他是书呆子也被视为科学大师应有的个性了；科普作品《动脑筋爷爷》、《小灵通漫游未来》成为畅销书。

那么大家一定又要问了：那你的成绩怎么这么差呢？这就要说到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泛滥了。四人帮极力鼓吹“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把我父母这样的知识分子打成为“臭老九”，说是连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都不如。大学直到1970年才恢复招生，还只招工农兵学员，要单位推荐，一般人根本上不了。就是这样，辽宁的张铁生还悍然“交白卷”，批判大学招生要考试，反而成为“白卷英雄”，就是小学生里都搞了个北京的黄帅“反潮流”，不要读书。中小学不分重点、普通了，一律凭户口就近入学，生源好坏混在一起读。我姐姐也得以进了二附中读书，只读了四年，也不分初高中，就算她中学毕业了，也叫“知识青年”了，分到地处上海北大荒的崇明岛某国营农场，以女人之躯“修地球”整整十年！那时也不管你书读得好不好，一样的，不是分到工矿企业当工人，就是分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能到部队当兵算很好的了，当时很需要开后门的。国营农场比较特殊，既是工人，又是从事农业的。还有很多人分到外地工矿企业，至今没有回来或者回来没有正式身份。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愿意读书呢？而我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从小身体不好，也就赖在家里长期不上学了，所以功课脱下很多，以至于成绩差了。（甚至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大学里工作，只享受公费医疗，连我的巨额医药费都不能报销，而如果当工人、在厂里工作就享受劳保，子女的医药费就能报销一半了。）但就是在1978年，开始了我命运的转折。

就在“文化大革命”——那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啊——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我看到了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依然在默默地抵制着所谓的“读书无用论”。在形势略为稳定后，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读英语，这在文革前也没有过。从我们这一届起，高中学历是被承认的，以前的一律降为初中，工农兵大学生只被承认为大专生。班主任范惠娥老师曾到家里劝我父亲让我上学去，说：“工厂还不能出次品呢，我们学校怎么能培养不及格的学生？”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所以，将1966—1976年的文革称之为“十年内乱”，我作为过来人举双手赞成，所以也要热情讴歌“我的1978年”！

陈岗

2008.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