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0日至月底，正值中国观鸟节、上海观鸟节举行。申城鸟类保护志愿者组织了3场爱鸟活动，主题是“留住震旦鸦雀的家”。这种黄嘴小雀是中国特有珍稀鸟种，长江口芦苇荡是其主要栖息地。但如今，从容观鸟似乎成了一种奢侈。

　　观鸟者大多有如此经历：远远看到树上停着一只没见过的鸟，但没等走到树下，它早已飞去不见。这其中有个专业术语，叫“惊飞距离”。人类与鸟类能保持多少距离而不让它们受惊飞走呢？5米？15米？有专家测量，西湖周边有的水鸟，惊飞距离已达30米左右。

　　然而，除了城市中的广场鸽和小麻雀，鸟的“惊飞距离”如今正在变长，观鸟爱好者不得不借助高倍望远镜和长焦摄影镜头。

　　小时候，我很喜欢一位书法家的字，他的斋号叫“鸥邻”，典出《列子·黄帝》。相传古时，海上有人喜欢鸥鸟，引来群鸥相伴而飞，还纷纷落其舟上，毫无惊惧。但此人父亲要他捉一只回来赏玩。等他出海存心捕鸟时，鸥鸟们也存了心机，盘旋不下。

　　要取得动物的长期信任，很难。如果我们对大自然少一点索取，少一点骚扰，乃至少一点破坏，那么这些“人类的朋友”也就不会对我们敬而远之了。就像人民广场的白鸽那样，总会与市民们一步步亲近。

　　惊飞距离，这是一个衡量人与自然和谐与否的科学尺度。

　　愿它越短越好。
         （徐瑞哲）

　　今天，2007年诺贝尔六大奖项中的最后一项也将名花有主。在这个“颁奖周”，总能听到“中国人离诺奖还有多远”的老话题，或者是“中国某项成果曾经与诺奖有多近”。其实，不妨看看此次评奖中的某种规律性东西，“远”“近”问题也许就会有点谱。

　　有人说，诺奖太滞后了，人家20年前搞的研究，到现在才发奖。一点没错。物理学奖得主费尔和格林贝格尔，1988年便各自独立发现了“巨磁电阻效应”；即使从相关技术首次实用算起，也早在1997年。而今两位古稀之人，却一点没有大奖迟来之感，觉得很正常。

　　事实上，诺奖尤其是科学奖项，总喜欢用实践和时间这两件“金标准”，来检验任何一项发现。“巨磁电阻效应”自发现以来的20年可以证明，数十亿电脑用户能在硬盘中存储大量数据，据此效应开发的微小型大容量硬盘也已广泛应用。“没有这一现象，MP3以及iPod（苹果公司袖珍媒体播放器）行业都不可能出现。”瑞典皇家科学院如此评价。

　　同样，今年生理学/医学奖和化学奖的主要成果，都不是什么最新技术，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应用多年的成熟技术背后的那个早年发现的原始机理。

　　试想，当科学家成为大奖得主之前，常人不太会知道手中的笔记本电脑跟这些“无名英雄”有关；他们跟其他同行一样，一直在某座大学、研究所里当老师搞研究；尽管在中年时就有了“诺贝尔”级别的发现，但他们没去争什么，只是继续工作。

　　“板凳一坐十年冷”，还远不止十年。诺奖告诫科学家，做科研不可能急功近利，试图几年内出个特大国际成果。即便是个最新最好的成果，也要有足够甚至超常耐心，等它接受这个世界的长期检验。也许，现在瞄准的应该是十几年、二三十年后的诺奖，而这个奖需要一个人用平凡不懈的研究积累来换。

　　诺贝尔的“冷板凳”真的很长。 （徐瑞哲）

　　笔者参加过大大小小不少研讨会，而把一个人“说实话”当作议题之一，引起与会者热烈讨论的情形，却只是在不久前的吕型伟教育思想研讨会上才看到的。

　　已逾90高龄的老教育家吕型伟，从教70年，一辈子喜欢说大实话。在各地为教育“打假”时，他质疑过国内一下子“发明”出600多个教育品牌，“有多少是挂着虚假标签的？”他点出过有些学校“虚胖”、“浮肿”，校舍气派豪华，可是图书室、实验室却空空如也。他提起一所日本学校，广告做到了山上，霓虹闪烁，他告诉同行，在当地老百姓看来，“牌子越大，学校越差”。他讽刺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学校只出“名校长”，却没有名教师，“大概是校长把老师的功劳独占了。” 

　　吕型伟的大实话说得实在，眼下的一些教育者，确实有些“虚火”。一些学校敢“作秀”，懂“炒作”，“知名度”高了还想再高。一些利用学校资源开办的收费补习班“生意”兴隆。在这些校长、学校听来，这些话总是有些“刺耳”的。

　　办教育，说到底是“教人求真”。试想，如果教育者自己都浮华不实，又怎么可能让学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那天的研讨会上，没看到那几个经常出现在各类会场上的校长，不免有点遗憾———听听这位教育老人说的实话，或许能帮助时下一些教育者找到 “返璞归真”的路。(陈煜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