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艾滋病”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意味着恐惧和远离。自从做了卫生记者，心里总习惯琢磨某种不可思议的疾病，于是“艾滋病”和我走得越来越近了。尤其是今年4月，我随美国一个艾滋病考察项目组去了湖北和广西，与几十位不幸感染艾滋病毒的同胞们有过握手、拥抱和长时间的交谈。但在今年的艾滋病日前夕，我的心底有一丝压抑，心灵深处总觉得有种力量在拷问自己，面对着自己接触过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照片，我扪心自问：你到底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往日的这个时刻，我正沉浸在非常喜欢的电视剧《谁为你作证》之中。今天真是鬼使神差，打开电脑找出今年4月的一幅幅照片，看着想着，禁不住浮想联翩。

我清晰地记得，湖北随州艾滋病毒感染者安兰（化名）的儿子患了肝硬化，她哭着告诉我，自己马上死掉都无所惜，满心牵挂的都是可怜的儿子。因为没有钱为儿子换肝，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挣扎在死亡线上。当时的我百感交集，向安兰承诺我会尽自己的力量帮她儿子，当时我希望在回到上海后，能找到一家同情他们的医院给予免费治疗。但是当我离开湖北的那个爱心家园顺便向当地疾控部门领导了解安兰儿子的情况时，那位领导告诉我别费这个心了：“那个孩子已经是晚期，神仙都没办法帮他了，时间不多了。”回沪之后，跟熟识的医生谈论起此事，医生们都觉得我太天真：“很难的，即便免费换了肝，以后他们也没钱吃抗排异的药啊，还有，这是个艾滋家庭，情况复杂着呢。”这样的结果我自然无法告诉安兰，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种冲动，要给她写封信，鼓励她的同时再说明一下情况，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件事情渐渐被我放到脑后了，我一直没有与安兰联系。

还想起一件事，长征医院皮肤科一位专家也对艾滋患者的疾病治疗进行着关注和研究。他在日常研究中发现了一种可能会对艾滋患者有帮助的药物，希望能通过艾滋患者的血液进行验证一下。陈教授希望我能为他牵线搭桥，联系到上蔡县文楼村，只要抽上艾滋患者的一点血液就能解决问题，同时也给他们拉去一笔力所能及的援助。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情。但是上蔡县领导不敢决定这件事，说一定要通过省里下命令才行。最终这件事又搁浅了。

更记得，在今年1月1日，我们一群中原朋友相聚时计划为某艾滋村捐助一乡村图书馆，大家也都把家翻了个遍捐出了众多有益的书籍，由专门的捐书公益组织负责将书籍发送到目的地。我是这项活动的积极倡议和实行者，但如今快一年了，我却没与负责送书的人进行联系，事情到底怎么样了，我很想知道。

经常想到一些事情，经常在内心感到忏悔和不安。不知道每天都在瞎忙些什么，连一些很简单的一两个电话或一两封书信就能解决的事情都没做到。想到我所见过的可怜的艾滋感染者们，就禁不住心里一阵阵抽动。明天又是世界艾滋病日了，我该为他们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