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重心是还权于民
赵 华
周瑞金先生
2008是个重要的年份，不仅仅因为8月份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2008年，中央领导人再次重提思想解放，耐人寻味。
69岁的周瑞金先生，原为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和党委书记，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开启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大门，促成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最近，周瑞金先生接受《新京报》采访，提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心是还权于民，思路清晰，持论公正，非常值得一读。
周瑞金先生指出，第一、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核心是“还利于民”，至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果，使全体国人都受了益。然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又出现了所谓“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新问题。周瑞金先生认为，“吃肉”说明私人用品解决了，“骂娘”骂的是公共品不足。就业、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使得第三次思想解放和深化改革的必要性显得十分迫切。就新京报记者有关第三次解放思想与前两次思想解放有何区别的提问时，周瑞金先生认为有三个不同：
首先，上两次侧重于意识形态的论争，比如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这一次侧重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包括财政分配制度调整，改革发展成果要让老百姓共享。
第二个区别，前两次是还利于民，比如不要搞人斗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点发展经济，尤其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或者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更好的推动经济发展，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那么第三次，除了还利于民，更主要是还权于民，利益格局的调整实际上就是民众权利的调整，就是中央提出来的公众要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第三个区别，前两次侧重于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这次主要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还权于民，那必然着重于制度创新、规制的建立。
周瑞金先生还认为，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可以分五步走：
第一步，突破口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政府真正变成高效、廉洁、节约、透明的服务型主体。同时，有一个问题绕不开，就是改革深入下去必定涉及党政分开的问题。如何解决机构设置上党政交叉、职能重叠，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课题。
第二步，要从党内民主开始，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有人提的很具体，从县市开始，县委书记、市委书记都要由两个候选人竞选，选上的当县委书记、市委书记，选不上的当纪委书记。这样就迫使官员不光往上看，还要往下看，既要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书记就不能成为“一霸手”了。最终形成一个真正的、完善的监督体系，党就真正从革命党转变为现代化的执政党。这个要慢慢推进。
第三步，抓民意机构改革。首先是人大，职能要全面。现在的人大主要是立法机关。其实人大的第一职能应该是决策，第二是立法，第三是监督。重大决策的形成应该首先在人大讨论，一些大的改革措施，要由人大来决策。这种决策比通过一个法律还要严肃。另外就是，现在的人大监督职能不完善，过去还有把部长喊过来问责，现在都没有了。人大就是要向政府问责。还有人大代表结构的调整，一个多亿的农民工有3个全国人大代表，还不够。人大确实需要从民意机构的角度进行改革。
第四步，加强新闻管理体制改革。这两年互联网在推动民主政治方面越来越重要。这是好现象，也给我们新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参考。我们要重视民间很丰富的政治智慧和认识，为决策者所借鉴，提高决策的效能。比如黑砖窑事件，就是地方电视台和互联网上率先披露出来的，还有“周老虎”、“欧阳坑”、“刘羚羊”，都是网友发现的，非常不简单。我们党为什么不可以将互联网作为收集民意的手段呢？总之，言论的自由度要打开，这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都很有好处。
第五步，就是推进人民民主，促成政府管宏观调控，社会管社会自治，市场管创造财富的格局，最终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元的和谐格局。
回答新京报记者关于判断这一轮思想解放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的提问时，周瑞金先生认为：
这一轮思想解放，如果更多从意识形态转向了利益格局的调整；如果从“还利于民”真正转向“还权于民”；如果从思想层面真正转向制度创新——符合这三个标准，那就是解放思想取得了成功。
周瑞金先生不愧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发难者”，假如执政党高层能够采纳周瑞金先生的“诤言”，将是中国之大幸！
周瑞金简历：男，1939年10月生于浙江平阳县。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历任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出版专著《宁做痛苦的清醒者》等。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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